一位年轻人之死

2020-06-14  阅读 321 次

一位年轻人之死

21 岁梁圣岳和 19 岁刘宸君,在去年就计划前往印度和尼泊尔进行一场刻苦且漫长的旅行,虽说年轻,但两人都有丰富的荒野经验,对自然中的残酷或有低估,却并不陌生。他们两人一月中出发,在机场留下一张合照后,仅剩下偶而上传的脸书,与亲友维持着微弱的联繫。3 月初,两人与家人失去联络,心急的父母立刻协商加德满都探险旅行社组织搜救队伍开始搜索。27 日,第一批搜救队出发,截止于 4 月 10 日降下的大雪,无功而返。

4 月 20 日搜救队第二次启动,并聘用当地人参与任务。终于,在 26 日那天,搜索队员发现有一只秃鹰盘旋在 Nachet Kharka 河峡谷上空,貌似搜索着下方的猎物,他们觉得这或是关键线索,于是穿越树林,下降到峡谷,在视线尽头的一座瀑布下方,看见隐约露出一块红布。借助一棵枯乾的巨大倒木,搜救队员得以攀缘而下陡滑的大石,接近到梁圣岳和刘宸君迫降扎营的洞穴,这一天离他/她们被确认失蹤的时日起算,已经是第 47 天。

梁圣岳和刘宸君失蹤的期间,台湾媒体依循常规,将新闻刻意地情感化。一方面,渲染着「小情侣」挑战「爬喜马拉雅山」的不自量力,引发挞伐和嘲讽,另一方面,藉着刘宸君脸书上许多内心世界的反思书写,召唤着阅听众心中的不捨和伤感。

启动「常民意识形态」(common ideology)中的防御性评价机制(「年轻人就是这幺任性,让爱他们的父母为之心碎」)、运用「死亡是任何生命叙事被武断终结」的感伤情结(「好可惜,这幺有才华、前程似锦的年轻人」),是台湾电视新闻编辑室最常运作的诠释套路,观众在新闻中被挑起生离死别的情绪,黏着于其中并追索着后情,但糟糕的是,这样的手法除了创造收视率外,并没有揭露更多事件的真实,观众情感短期波动后,也只能消弭于「还好我不是他们」的保守共同体肯证中。

明显的第一个专业谬误,是对「喜马拉雅山」的囫囵吞枣认识。世界地理中有喜马拉雅山脉,却没有任何一座山峰叫做喜马拉雅山,自然也不可能有「爬喜马拉雅山」这样的行动。如果就事件的发生地来引述喜马拉雅山,那也太不精确,喜马拉雅山脉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与不丹等国边界,东西绵延 2400 公里以上,南北纵深可达 300 公里,论面积足足有台湾近 30 倍大,其中 7200 公尺以上的独立山头就过 50 座(包括圣母峰在内的 8000 以上高峰有 10 座),梁圣岳和刘宸君到底置身在哪一段,没有一个媒体精确指出过。

第二个谬误,是分不清「健行」(hiking)、「荒野健行」(trekking)和「登山」(mountaineering)的不同。健行指的是风景优美的地方,拥有清晰可辨、容易行走的步道;荒野健行意味着远离文明,需要负重长途跋涉,中途往往得露宿搭帐,步道未必好走但尚不至于需要探勘寻索;登山着重在高度的攀爬,通常需要四肢并用,并结合绳索确保、溯溪和雪攀等技巧以克服地形障碍。健行与荒野健行虽也有危险性,但不若登山来得高,由刘宸君与朋友的对话讯息看来,他/她们选择的路线是加德满都北方的 Ruby Valley Trek,这是一条荒野健行步道,但不会用到登山所需的複杂装备与技术训练,在此行程的末端,他们会于一个名叫 Gatlang 的村落进入另一条高山健行步道 TamangHeritage Trek,打算在四千公尺以上的山区扎营,好好领略 Tamang 高山原民部落的文化。由网路上对这两个步径的描述研判,两人如此选择,显然是着重于藉着某种吃苦的长程跋涉,而能对高美疏远的当地文化有种「身体介入式的参悟」(embodiment),媒体记者把他们的荒野健行拿来与攀爬圣母峰的登山影片编织在一起,塑造他/她们草率、鲁莽的形象,是不求甚解又想当然尔的误判。

第三个谬误,是不假思索地複製台湾社会对冒险运动的长期偏见。台湾社会的集体潜意识里,对「冒险」的高度不安(相较世界其他地方)几乎已达歇斯底里的程度。于欧美或日本来说,社会已经系统性地接纳冒险,认为人们在与自然的冒险性遭遇中,可砥砺个体的智识、勇气与品格,也是个人完善自我情感教育(知美、崇高、敬畏、涵咏)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全社会都支持个人的冒险行动,并在民间互助的基础上,发展出成熟、专业、效率的救难机制。但在台湾的家父长权威体制中,下意识地认为山林水域是其权力延伸的管辖空间,进出必须申请审核,因而救难也是其威信与能力展示之必要作为,殊不知,这些平日编制在各县市消防局下的救难人员,仅仅受过短时数的训练,怎能应付複杂与突发的任务需求(因而也常成为被二次救难的对象)。社会也常因救难花费的搜救金额,而指责冒险者是自私自利者,将他们与全社会对立起来。这种无视于「冒险」所带来之巨大公共财的无知,是长期製造业体制对于作业员身体维安规训的结果,它们只看到身体健康的工人对生产线上作业成果的保证(因而「冒险」是威胁,该被控管或排除),却看不到冒险者的历险对全社会带来的巨大隐藏收益——《鲁宾逊漂流记》创造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文明、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歌德写下了《浮士德》、去印度流浪六个月后的贾伯斯随后创办了苹果电脑。

当梁圣岳获救而刘宸君遇难的消息传来,我坐在电脑前面,藉着关键字的图片搜寻,一张张翻阅着 Ruby Valley Trek和Tamang Heritage Trek 的照片,我好想看看,刘宸君在她的生命结束前,她看到了哪些画面,心灵有过哪些小小的激动。我们当然不是事件的当事人,我们的二手理解也非当下的直观了悟,但当事件发生后,我们难道不应该尝试逼近一下她那年轻的灵魂,从她的选择中端详那我们一生中从未动念企及的世界吗?一个生命消失了,如果说这个死亡有意义,那就是倖存的我们能由对逝者渴望的探问里,明白自身生命边界外仍有奇特的壮丽与深邃,值得生者勇敢追寻,不问年纪。

他/她们失足坠落的地方,位于 Pangsang 隘口附近,这个地方海拔有 3842 公尺,根据救难队员的转述,梁与刘在此遇到大雪,路迹不明,他/她们决定循溪谷找寻村落,结果失足跌下悬崖,滑落后,上方是巨石,下方是更陡峭的崩崖,进退维谷,两人只好选择附近的岩洞,靠着残存的食粮,等待机会。在梁圣岳获救日的三天前,刘宸君才不支过世,但他/她们已在岩洞里撑过四十几天,显然,人生中我们未曾经历过的存在难题、思索过的绝地求生技法,21 岁的他和 19 岁的她都一一面对过了,救难人员抵达时,雪已融化,春天也结束了。

两百多年来,由鲁宾逊所典型化的现代生活中,人是被命定要「设计」自己的人生的,这样,他才有所依据来接着设计出生活中所需的工具与器物:冒险,为的是要更有意义地活着,而不是囫囵吞枣度日。一个年轻人之死,我惋惜着却并不遗憾,她丧命于自己选择的路途之上,相对于台湾绝大多数身不由己、踌躇难行的成人世界,已属幸福;我也感谢他/她们,让我认识暟暟白雪覆盖下的喜马拉雅,藏有巨大奥义;我也想安慰她的父母……

詹伟雄
1961 年生于台中县丰原镇,台大图书馆学系、台大新闻研究所毕业。曾参与博客来网路书店与《数位时代》《Soul》《Gigs》《短篇小说》等多本杂誌之创办;着有《美学的经济》《球手之美学》《风格的技术》等书,目前专职于文化社会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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